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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新中国资料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年8月7日新闻联播主要内容。我要做作业啊,急啊~~!!!
(标题)潘基文称赞肯尼亚通过新宪法草案
(标题)施米特正式就任匈牙利总统
(标题)美司法部长:参与恐怖活动的美国公民增多
(标题)美专家认为美不大可能对伊动武
(标题)查韦斯愿与哥伦比亚重建外交关系
(标题)联合国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波恩闭幕
(标题)英国民间组织呼吁禁止克隆动物食品
(标题)塞内加尔妇女创办食品加工厂
(标题)美国7月份失业率维持在9.5%
(标题)哈萨克斯坦力保外汇储备增长
(标题)俄罗斯和南非将加强双边合作关系
(标题)世界杯酒店业绩 南非远超德国
(标题)埃及汽车市场恢复繁荣
(标题)尼日利亚将举行首届西非公司运动会
(标题)百名世界青年开始尼罗河之旅
(标题)俄罗斯“御厨”揭秘苏俄***食谱
(标题)韩国华川“扁舟节”上演夏日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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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国际新闻》。
(标题)潘基文称赞肯尼亚通过新宪法草案
主持人:肯尼亚新宪法草案在全民公投中获高票通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地时间6日发表声明,祝贺肯尼亚全民公投高票通过新宪法草案,他称赞这是肯尼亚“在应对长期挑战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解说:潘基文在声明中祝贺各有关方确保宪法全民公投和平、顺利、兼容并包地举行。他说,联合国很高兴在这一过程中向肯尼亚选举机构提供帮助,并支持该国在处理涉及***、制度和社会方面预防冲突的努力。
他说,联合国将继续支持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在进一步实现民族和解、加快发展以及加强民主制度和治理方面的努力。x 肯尼亚独立选举委员会5日晚宣布新宪法草案全民公投最终结果。统计显示,支持新宪法的选民达67.25%,反对票为30.35%,肯尼亚新宪法草案获高票通过。
2007年底至次年初,肯尼亚爆发选举骚乱,造成上千人亡、35万人无家可归。随后,肯尼亚两大主要政党于2008年4月底在非洲联盟调解下达成协议,同意组建联合政府并制定和颁布新宪法。今年4月,肯尼亚议会投票通过了新宪法草案,为这次公投铺平了道路。
根据新宪法,肯尼亚将取消总理职位,并设立国家最高法院及参议院,参议院将由47名参议员组成。新宪法还制定了条款限制和监督内阁及总统权力。另外,新宪法规定大选将每5年举行一次。
新华社记者白洁、顾震球联合国报道。(完)
(标题)施米特正式就任匈牙利总统
主持人:当地时间6日,匈牙利在首都布达佩斯的总统府内举行当选总统施米特·帕尔的就职庆典,就此,这位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击剑冠军的运动员正式就任匈牙利共和国总统。
解说:当天,匈牙利新总统施米特携夫人出现在就职庆典上。施米特在庆典上发表讲话说,作为共和国总统,他将依据现行宪法和将要诞生的新宪法,在国会各政党、匈牙利社会和不同民族团体之间扮演平衡角色。
施米特表示,在制订新宪法方面他将发挥积极作用,努力使国家的基本法和法律体现人民的意愿。他将提议在宪法的前言中包含匈牙利是基督教国家等内容。作为前奥运冠军,他将努力把促进全民体育锻炼写入宪法。
施米特还说,他将鼓励生活在国外的匈牙利人利用匈牙利双重国籍法提供的机会,加入匈牙利国籍。他将努力保护和丰富匈牙利的民族语言。
施米特于1942年5月13日生于布达佩斯,曾两度获得奥运会击剑冠军,后担任外交官。2003年起,施米特加入青民盟。自2004年起,施米特先后担任欧洲议会议员和欧洲议会副议长。
今年5月14日,施米特当选匈牙利国会主席。在6月2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作为执政党青民盟推举的总统候选人,施米特当选为匈牙利共和国新总统。
新华社记者杨永前布达佩斯报道。(完)
(标题)美司法部长:参与恐怖活动的美国公民增多
主持人: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当地时间5日宣布,检察机关已正式起诉14名涉嫌帮助索马里激进组织的美国人和外国人。霍尔德表示,越来越多的美国公民参与恐怖主义活动,这一情况令人担忧。
解说:霍尔德说,美国司法部近日发出的4份起诉书涉及14名嫌疑人,他们涉嫌向索马里激进组织“伊斯兰青年运动”提供财力、物力和人力援助。这些起诉“证明在美国和青年党之间存在一条人员和资金通道”。这14名嫌疑人中,部分人已被当局监押,其中有数名美国公民。此外,据信还有两名被起诉的美国公民仍藏身于索马里。
同期:美国司法部长 埃里克·霍尔德
正如今天公布的指控,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人——包括美国公民,被极端主义所迷惑,(他们)已经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执行恐怖活动。
解说:上个月,“伊斯兰青年运动”承认对乌干达两起爆炸袭击负责,爆炸造成76人亡。霍尔德说,虽然现在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该组织正在策划袭击美国,但其征募美国公民的行为向美国敲响了警钟,美国目前正展开一项行动,调查与海外恐怖组织有关系的人员。
新华社记者王薇华盛顿报道。(完)
(标题)美专家认为美不大可能对伊动武
主持人:近期,外界对美国打算对伊朗动武的猜疑传得沸沸扬扬。不过,美国专家认为,动武的可能性并不大。
解说: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当地时间8月1日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访谈节目中谈到,军事选项将会一直摆在桌面上,大家都希望最好不采用,但这却是一个重要选择。这一言论曾引发舆论界的密切关注。
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迈克尔·欧汉龙表示,必须仔细读马伦的原话,然后再进行解读。他认为政府不太可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
同期: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室主任 迈克尔·欧汉龙
说军事打击只是选项之一,并不是说已经有攻打伊朗的详细计划。如果有详细计划的话,那就表明确实准备实施打击,并表示军事行动可能马上就要展开。
解说:他还说,政府反对先发制人的战略,而且美国也不想失去国际支持,因此诉诸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要攻打伊朗的话,美国还需要寻求中、法、英、俄等国家的支持,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新华社记者王薇华盛顿报道。(完)
(标题)查韦斯愿与哥伦比亚重建外交关系
主持人: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当地时间5日在总统府会见到访的南美洲国家联盟秘书长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时表示,委内瑞拉愿意与哥伦比亚重建外交关系。
解说:查韦斯当天在总统府门口举行的简短新闻发布会上说,他愿意在哥伦比亚当选总统桑托斯7日宣誓就职之际,考虑重新与哥伦比亚建立外交关系。
基什内尔到访委内瑞拉主要目的是调解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目前面临的外交危机,他还于6日前往哥伦比亚,与哥伦比亚现任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以及7日就职的当选总统桑托斯会面。
7月22日,查韦斯宣布与哥伦比亚断交,以抗议后者在美洲国家组织会议上指控委境内有大批哥伦比亚武装人员。
主持人:除了哥委断交风波外,查韦斯当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他目前正在考虑取消美国指定驻委内瑞拉大使拉里·帕尔默的任命。
解说:美国媒体在8月3日发布了一份美国国会参议院向即将派驻国外的32名外交官展开的问卷调查,美国指定驻委内瑞拉大使拉里·帕尔默在答卷中批评委内瑞拉军方素质较低,称古巴参与了委内瑞拉的军方决策,并表示委内瑞拉境内确实存在哥伦比亚武装人员。 对此,委内瑞拉政府和委内瑞拉国防军马上表示了强烈的抗议。查韦斯对新华社记者说,“我们正在评估(他的任命),他的所作所为非常严重,几乎可以取消他的任命。”
新华社记者何珊加拉加斯报道。(完) (播发8月7日16:30、16:50)《国际新闻》(二)
(标题)联合国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波恩闭幕
主持人:联合国今年第三次气候变化谈判当地时间6日在德国波恩闭幕。经过一周的磋商,两个特设工作组均形成了新的谈判文本,这样,10月份在中国天津举行的第四次谈判将进入逐条谈判阶段,以便为年底举行的坎昆大会做充分准备。
解说:谈判期间,与会者围绕“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主席提出的新谈判文本增加了许多自身建议,该文本将作为最后谈判阶段的备选项。《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主席综合谈判成果形成了一份新文本,作为下次谈判基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新任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安娜·菲格雷斯称,本次谈判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就是各方更加清楚地勾画了坎昆大会将要取得的成果。一方面,在一些可以立即执行的关键问题上,坎昆大会将形成一系列的决议;另一方面,坎昆大会将制定时间表,明确何时将最终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中国代表团团长苏伟说,在巴厘路线图之后经过两年半时间的辩论,从这次会议开始才真正进入了具体案文的谈判,这是达成最终协议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坎昆大会就是要继续执行去年在哥本哈根没有完成的任务,尽快完成巴厘路线图授权。
本次谈判共有来自175个国家的1656名官方代表参加。第四次谈判将于10月4日至9日在中国天津举行。天津谈判开始前,77国集团、非洲集团、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集团等将从9月28日开始在天津举行非正式磋商。坎昆大会将于11月29日到12月10日举行。
新华社记者邬眉、郇公弟、韩墨波恩报道。(完)
(标题)英国民间组织呼吁禁止克隆动物食品
解说:当地时间6日,35位英国民间组织“世界家畜关爱协会”成员身着西装,头上戴着英国首相卡梅伦的面具,手持横幅在伦敦市中心举行游行集会,呼吁政府立法禁止相关产业使用克隆动物大规模生产肉类和乳类产品。
游行队伍从特拉法加广场行进到首相府官邸唐宁街10号,最后,该协会总裁菲利普·利伯瑞向首相卡梅伦递交了共有7000多人签名的请愿书。
同期:“世界家畜关爱协会”总裁 菲利普·利伯瑞 (!有删减)
克隆事实上就是虐待动物,它使得大工厂式的畜牧业加速(养殖),使其更加糟糕,它同时也威胁了我们食品的质量。你知道克隆肉类已经潜入欧洲的食物链,它没有经过批准,没有标识,也不为人们认可。现在是禁止这种做法的时候了。
解说:近日英国食品署发布公告说,该机构已经掌握了一头美国克隆牛的后代进入英国超市的情况,其中已有肉制品在去年就流入市场,这一消息在英国社会引起恐慌。根据英国和欧盟的规定,克隆动物及其后代的肉类和产品在进入市场前须得到批准。
新华社记者司鸶、报道员陈家敏、陈建廷伦敦报道。(完)
(标题)塞内加尔妇女创办食品加工厂
主持人: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远郊的鲁菲克区,有一个由妇女创办的粮食和水果加工厂。虽然这个厂规模不大,但其产品畅销本国,还出口到周边国家,成为塞内加尔远近闻名的妇女办厂典范。
解说:目前,这家食品加工企业共有60名员工,全部为女性。她们分成两组,第一组负责加工12种本国生产的粮食,第二组专门加工各类水果。所有员工上岗前都在达喀尔食品加工技术学院接受过半年的专业技术培训,以保证食品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目前这个食品加工厂计划扩大规模,并在两年后为700多名农村妇女提供就业机会。
新华社记者陈顺、徐小军达喀尔报道。(完)
主持人:下面来看简讯。
(标题)美国7月份失业率维持在9.5%
解说: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6日发布报告说,今年7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失业率与前一个月持平,为9.5%,但就业岗位数量减少13.1万个。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日前表示,随着私人部门就业岗位逐步增加,将有更多人加入求职大军,失业率在未来两个月可能会再度攀升。美国此轮经济衰退始于2007年12月。在为期两年的衰退期内,美国共损失近850万个就业岗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次经济衰退中就业岗位损失数量最多的一次。
新华社记者林煜、杜静华盛顿报道。(完)
(标题)哈萨克斯坦力保外汇储备增长
解说: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6日发布数据称,今年8月1日哈萨克斯坦的国家外汇储备达277.69亿美元,比今年1月1日增加了20.26%。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哈萨克斯坦外汇储备曾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为确保外汇储备水平,哈国家银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今年前5个月,哈萨克斯坦还从国际市场买进3.1吨黄金,避免外汇储备因美元贬值而缩水。
新华社记者赵宇、报道员艾然阿拉木图报道。(完)
(标题)俄罗斯和南非将加强双边合作关系
解说: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当地时间5日与到访的南非总统祖马举行会谈,双方强调将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梅德韦杰夫在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南非是俄罗斯在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发展俄南关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俄罗斯对发展与南非的新型关系持开放态度。祖马表示希望加强双方在政治领域的对话,希望俄罗斯在联合国对南非加以支持。
这是祖马去年就任南非总统以来对俄罗斯进行的首次正式访问。
新华社记者聂云鹏、张亚晨莫斯科报道。(完)
(标题)世界杯酒店业绩 南非远超德国
解说:南非德勤商务咨询公司当地时间6日发表的世界杯期间南非酒店业绩调查表明,世界杯的成功举办带动了南非酒店业的繁荣发展,南非各类酒店、旅馆共接待100多万名世界各地球迷和游客。
调查显示,南非酒店业绩在世界杯期间的增幅远远超过上届主办者德国。据统计,2006年德国世界杯时德国酒店业绩增长为33%,而南非酒店业绩增幅达60%以上。
在本次世界杯中,南非共接待了100多万名球迷和游客,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近2万名。
新华社记者李建民、大雷约翰内斯堡报道。(完)
(标题)埃及汽车市场恢复繁荣
解说:埃及汽车营销信息委员会在最新的年中报告中称,2010年上半年埃及新增汽车市场较2009年同期增长了35%。汽车业界专家表示,汽车市场增长主要是因为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汽车销售大幅下滑后,埃及银行对汽车业投入了资金支持。 报告称,对贸易的自由开放政策,以及加大广告推介等措施也是埃及汽车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
新华社记者张锰、王志强开罗报道。(完)
(标题)尼日利亚将举行首届西非公司运动会
解说:10月28日到31日,首届西非公司运动会将在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举行。西非公司运动会组委会主任奥耶通吉·图约斯日前表示,来自西非科特迪瓦、加纳和贝宁等国公司和机构的职员们将参加篮球、足球、高尔夫和长跑等11个项目的比赛。
图约斯说,跨国界的公司运动会1988年起源于美国旧金山,伦敦、日内瓦、约翰内斯堡、迪拜和吉隆坡也举行过国际公司运动会。这是第一次在西非举行此类国际公司运动会。
新华社记者曹凯、李怀林拉各斯报道。(完)
(标题)百名世界青年开始尼罗河之旅
主持人:当地时间8月6日,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优秀青年代表当天登上了停靠在埃及南部基纳省港口的一艘名为“尼罗河故事”的大型游轮,前往埃及南部著名的旅游城市阿斯旺。在此期间,他们将游览两岸著名的文物古迹。来看新华社记者发回的详细报道。
解说:当天,为了迎接这些来自25个国家的优秀青年代表,主办方在游轮上举行了一场富有民族特色的阿拉伯舞蹈表演。
此次尼罗河之旅将溯流而上,这些肤色各异、操着不同语言的年轻人们将参观卢克索、阿斯旺等尼罗河沿途文化古迹,并举行展示各国形象的国家日活动。埃及主办方希望,此次文化交流活动能够使世界各地青年了解埃及的文化与历史,同时增进对话与了解。
新华社记者王志强、朱俊清埃及基纳报道。(完) (播发8月7日16:30、16:50)《国际新闻》(三)
(发资料室)(播发8月7日16:00)《16点最新播报》(三)
(标题)俄罗斯“御厨”揭秘苏俄***食谱
主持人:近日,现任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即俄罗斯“白宫”的首席厨师阿纳托利·加尔金在莫斯科为自己的新书举行新闻发布会,揭秘前苏联和俄罗斯历届***的每日食谱。
解说:加尔金在发布会上透露,戈尔巴乔夫每天早上要喝5种粥,“每样喝一勺”;叶利钦最喜欢吃酸黄瓜;而现任俄罗斯***则注重营养搭配,更喜欢吃蔬菜和水果。
加尔金表示,在将于今年9月份发行的新书中,他将为大家详细讲述为什么给斯大林准备的浓汤至少要熬煮三天,以及来访的外国政要在俄罗斯都能吃到什么等“国家机密”。
当天,加尔金还在新闻发布会上为记者们现场演示了“克林姆林宫”式的黑面包煎蛋和鸡尾酒。
新华社记者高帆、报道员弗拉基米尔莫斯科报道。(完)
(标题)韩国华川“扁舟节”上演夏日狂欢
主持人:一年一度的夏日庆典“扁舟节”,是韩国小有名气的的特色旅游文化节。近日,这一节日在韩国江原道华川郡拉开了帷幕。
解说:今年“扁舟节”的开场戏是“创意扁舟大赛”,在华川郡邑下里的鲫鱼岛上举行。“创意扁舟大赛”共有30多艘自制小船参加。比赛正式开始,造型各异的小船相继登场,有的把沙滩椅搬上了船顶,有的把小船设计成了“拳击台”,有的是“圣诞老人”驾驶的“驯鹿船”……参加比赛的人们,有的是单枪匹马独自“上阵”,有的是全家大小齐动员,有在当地进行志愿服务的大学生,也有驻当地部队的士兵。出现在赛场上的形态各异、充满想象力的小船,无一例外都是利用塑料筒、铁皮筒、木板、自行车轮等材料制成的简易作品,体现出环保、生态、节能、休闲等理念。
同期:参赛者
我们想表现一下非文明时代,所以打扮成这个样子。我们用村子里的废旧物资制做了这个作品。所用的时间非常短,也就是三天功夫。
同期:活动组委会运营本部长 张锡范
说起扁舟,我国有一首童谣,叫做‘半月’,歌词开头是‘蓝蓝天上的白扁舟’。我们举办夏日扁舟节,就是希望,对成年人来说,唤起他们的童心,对孩子们来说,留下让他们长大以后也难以忘怀的珍贵追忆。
解说:今年的韩国华川“扁舟节”已是第八届,于当地时间8月1日正式开始,并在当地时间7月31日晚举行了“前夜祭”。
位于韩国东北部的华川郡,因山高谷深,水系发达,享有韩国“水城”的美誉。除了“扁舟大赛”外,华川郡还充分利用大自然赐予的水利资源,在北汉江上开设了江滨浴场,设置了水上自行车、双人划艇等项目,并建立了荷花基地。
新华社记者姬新龙、陈怡首尔报道。(完)
主持人:以上是本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中国易经大师排名
中国易经大师排名如下:
001、罗李华,福建福州人,当代著名易学专家。
002、邵伟华,中国湖北人,著名易学专家。
003、钟义明,中国台湾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04、唐明邦,重庆忠县人,著名易学专家。
005、刘大钧,中国山东人,著名易学专家。
006、徐闯,江苏沭阳人,著名易学教育家、慈善易学家。
007、张志春,中国河北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08、颜廷利,广东佛山人,中洲派玄空风水名家。
009、许国桢,广东潮阳人,著名杨公风水学专家。
010、杜新许,广东罗定人,知名建筑风水专家。
011、李居明,中国香港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2、吴志文,广东佛山人,易学教授、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3、裴翁,中国广东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4、钟浩天,广东兴宁人,广东省情调研市副主任。
015、金雍闳,浙江宁波人,教授、易学专家、风水大师。
016、李金锟,广东汕尾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7、于希贤,中国北京人,著名易学风水专家。
018、张东海,河北石家庄人,著名易学专家。
019、王华,四川重庆人,峨眉风水大师、易学教授。
020、潘汝汮,广西柳州人,太易玄空学十三代传人。
漯河一大叔做生意失败深夜穿西服捡废品,怎样面对生意场上的失败?
漯河一大叔做生意失败深夜穿西服捡废品,大家可以用正常的心态来面对生意场上的失败,只要一直向前走肯定会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段视频发布到了网上之后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一个穿着西装的大叔在垃圾桶旁捡废品。大盘鸡店的一个老板看到了这个大叔以后觉得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于是就主动上前询问这位大叔有没有吃饭,还邀请大叔来店里吃一口热饭。
通过交谈店老板知道原来最开始这个大叔也是一个生意人,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赔钱了,可是大叔的自尊心特别强,不愿意去求别人,于是就只能通过捡废品这种方式来补贴家用。两个人在交流的过程中能够看出这个大叔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尽管如今的他确实比较落魄,但是他却没有想过向生活低头,而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骄傲,相信他终有一天会获得成功。
很多网友都表示这个大叔是靠自己的努力赚钱,所以不管怎样他都不寒酸。也有网友表示生活不会亏待付出努力的人,希望这个大叔在坚持一段时间以后能够获得新的转机,能够快点渡过难关。其实疫情爆发过后大家的生活都很不容易,有很多上班族都出现了失业的现象,做生意这一行更是承担着非常大的风险,稍不留神就会一败涂地。
做生意出现失败的人可以用比比皆是来形容,有一部分人在失败了以后就选择向命运低头,于是他们一生都碌碌无为,可有些人失败了以后依旧不愿意妥协,他们在这条路上没有走通就会换一条路走。这个大叔没有向身边的人低头,但是他却放下架子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小编觉得他这样的选择就是非常正能量的,希望他的生意有一天能够有转机。
旧中国和新中国资料 图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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